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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华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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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翻译家

我翻译了32本村上春树的小说,出版了29本,译完出齐应有35本左右。翻译不同于刷锅洗碗,是我比较喜欢的劳动。而像村上这样适合自己脾性和笔调的更让我喜欢。在这个世界上,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劳动的人估计不会很多,因此我感到幸运,感到快乐。 ——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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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强国:大学应成为“社会之光”  

2011-12-26 08:29:00|  分类: 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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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强国:大学应成为“社会之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改革开放吹响了中国经济振兴的集结号。二O一O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据二OO九年一月十七日中国社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则全世界排名第七,居美德英法意大利西班牙之后。二O一一年金秋时节,党中央提出文化强国的战略——吹响了中国文化复兴的集结号。

 

    自不待言,文化不仅关乎我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和话语权,更关乎民族根脉和精神家园,关乎世道人心,关乎灵魂。大学作为文化讲授、研究和传播中心,自然对文化复兴负有光荣而神圣的使命。古人云“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室固然要扫好,但作为大学,更要扫天下,要引领社会文化。

我想从海大所在地青岛说起。

 

    没有人怀疑青岛是一座风景迷人和较为时尚的城市,同时恐怕也没有人愿意承认青岛是一座有很强文化影响力的城市。原因之一,我想可能在于青岛缺少文化品牌。众所周知,青岛之所以在经济上有很强的影响力,主要是因为有不少经济品牌,如海尔、海信、青啤、双星以及许振超所在的青岛港等等。那么文化品牌呢?文化品牌是什么呢?反正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作为文化品牌,仅以媒体为例,广州有《南风窗》杂志,有《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北京有《读书》,有《炎黄春秋》,上海有《萌芽》和《收获》,长沙有《书屋》,兰州有《读者》。说实话,仅一本《读者》就足以让我对那座西部城市刮目相看。而我们青岛呢?

 

    文化品牌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交换名片的时候,人家拿出来了,青岛拿不出来是很尴尬的事情。这种时候总不好搬出海尔电视递一瓶青岛啤酒给人家吧?也许有人不服气,一口气道出一大堆青岛市民耳熟能详的名称,如青岛国际啤酒节、青岛海洋文化节、崂山旅游文化节、红岛蛤蜊节,以及糖球会、樱花会、湛山庙会等等。当然这也是文化,但它所体现的更多是民俗性格甚至只是一种商业操作罢了。而真正的文化品牌、文化名片应该是代表城市精神或城市灵魂的高层次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得极端些,未尝不可以说青岛没有文化。而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城市也好,不伴随文化崛起的经济崛起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崛起。好比一个家庭,就算客厅再豪华甚至马桶是金的,而若没有像样的书房甚至一本书也没有,那个家庭也很难说是有文化的令人尊敬的家庭。

 

    那么,青岛为什么没有文化品牌?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青岛的高校没有充分提供这种优秀人文知识分子。是的,青岛有那么多高校,有那么多文科,文科有那么多教授,但教授未必是知识分子,文科教授也未必是人文知识分子。

 

    什么是知识分子?以西方标准言之,知识分子应是通过自己拥有的知识系统而对当下社会采取理性审视势态以至批评立场的人。萨特对此有过经典表述: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不是知识分子,但是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时就是知识分子。而作为中国传统标准,不妨概括为“修齐治平”四个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西方表达诚然不同,但其本质并无区别——二者都指具有社会担当意识并采取相应行动的读书人。或者说,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知性活动同社会公共问题自觉联系起来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中西皆然,古今无二。

 

    说实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能够使衮衮教授诸公从各种奖项申报表项目申请书中抬起头来看一眼窗外而为老百姓代写一份申诉书?还有什么事情能唤起教授心底最深切的哀痛和社会责任感?还有什么能让教授从“政治正确”的程序化、体制化语言系统中挣脱出来而为国民个性生命的尊严勇敢发出鲁迅式的呐喊?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这样?窃以为,作为主要原因,较之教师个体的精神和道德境界,恐怕更同差不多全国所有大学实行的评价体制有关。这个评价体制似乎并不鼓励和欣赏教授就社会问题发言以至引领社会文化,因为其核心评价指标就是项目、论文和获了什么奖。

 

    项目重要吗?当然重要,而且十分重要。如两弹一星和航天工程,如我校的海洋水产等科研工程若不列为国家项目,任凭谁都无可奈何。文科中如编修清史之类,若无项目资金支持,效率也难免受影响。但如敝人所搞的外国文学研究,大抵如钱锺书先生所说,乃“荒江野老屋中两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基本上只要有一颗脑袋和纸笔即能进行,没必要非扎堆凑局弄一笔项目资金不可。何况所有项目都是政府项目。既是政府项目,难免程度不同地体现国家和政府的意志,而不甚合其意的选题就有坐冷板凳的可能。当下政治清明时期自然皆大欢喜,而若遭遇“文革”那样的特殊年月,众教授们岂不要相继跟进,争先恐后批孔子批周公批宋江批这个批那个了?岂不要一窝蜂研究“一本书八个戏”了?而文化是这么产生的吗?更有悖于学术自由这一大学文化之本。据说北大就对非项目成果给予更高的评价。理由之一是研究者没花纳税人的钱。良有以也。

 

    一百年前毕业于复旦公学的老浙大校长竺可桢说“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要成为社会之光,大学就要呼唤社会正义与良知,提供和标举超拔的思想、精神和情怀,引导国民走向崇高。而如今许多大学恰恰放弃了这方面的职守,越来越随波逐流,越来越内向化,关心的越来越是项目论文奖项等专业成就,而不社会之光。这里说的社会之光,完全可以视之为文化引领作用。

 

    要真正发挥引领作用,不仅要充分发展大学内部的文化,更要在此基础上引领社会文化。作为具体措施,我建议应该改变以项目、论文、奖项为核心的一元化评价体制,而提供充分的空间鼓励教师为国民、为整个民族的精神走向和道德境界发挥文化引领作用。使大学成为“社会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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