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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华

 
 
 

日志

 
 
关于我

著名翻译家

我翻译了32本村上春树的小说,出版了29本,译完出齐应有35本左右。翻译不同于刷锅洗碗,是我比较喜欢的劳动。而像村上这样适合自己脾性和笔调的更让我喜欢。在这个世界上,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劳动的人估计不会很多,因此我感到幸运,感到快乐。 ——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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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人大校长公开信  

2010-07-12 13:03: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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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人大校长公开信

 

尊敬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

    说起来惭愧,作为教授,我还真不知道您治学治哪块田地,几个月前甚至不知道您的尊姓大名。我知道您,是在今年三月初《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发布之后,尤其您在“两会期间”的相关发言引起了我的关注。关注的另一位是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现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先生。这是因为,您二位虽同是校长,但观点有时却那么不同,近似辩论赛中的正方和反方。坦率说来,朱校长的发言令我兴奋和激动,如风雪夜归人终于看见远处自家柴门如豆的灯光;而您的发言却让我重新折回凄迷寒冷的风雪旅途。这里只就两点和您商榷,作为广义的大学同行之间的对话也好,作为教授向校长的进言也罢。

 

    第一点,您坦言“我从来不赞同教授治校,比如盖楼房,还得靠行政权力”。不知您说的“盖楼房”是不是受了梅贻琦校长治校名言的启发:“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愿不是——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即您作为校长好像对教授治校的由来和本质不甚了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过去某一时期,教授治校都基本以治学为核心。和在工地头戴安全帽指挥盖楼未必有多么密切的关系。西方且不说了。在中国,蔡元培是倡导“教授治校”第一人,而由蒋梦麟继承和发展,在梅贻琦主政的清华形成较为完整的框架。察其内容,在北大主要由教授选举教务长;在清华,主要由教授会推举代表同行政当局组成评议会。而教授会由代表学术权威的教授组成,教授籍此参与学校的管理。教授会也好教务长也好评议会也好,我想其讨论、考虑和决定的,可能多是与教学和学术有关的事项,而不是盖楼。即主要行使学术权力,进而逐渐过渡到“教学治学”。就内容而言,二者并无根本区别。当下的问题是,即使“教授治学”也因没有制度保障而未能充分实现。就连小小的系主任以至教研室副主任都不是由教授选举产生的,遑论其他!何况,许多大学压根儿没设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也往往有名无实。除了职称评定,一切由党政联席会议说了算。其实,教授本身要争取的也并非盖楼的权力。这点务请纪校长理解,别这样置换。

总找北京市长副市长干什么。中国人民大学——您应该首先找之于您的中国人民即贵校教师们才对头。你是教师、教授们的校长,而不是北京市长的校长。要找,应该由市长们找您。 想必您也知道,以前的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胡適、傅斯年等诸位校长找过、搭理过北京(北平)市长们吗?那时的大学不是办得虎虎生威吗?何况,《纲要》明确提出要逐步取消来自大学外部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即要政学分开、管办分离。因此,您担心找不到市长的前提届时已不复存在。不言而喻,作为行政管理部门的教育部敢于提出去行政化,这无异于用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柄的自我革命,机会十分难得。作为校长,理应以知识分子的高度敏感、忧患意识和远见卓识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迎难而上,张开双臂迎接教育界的明媚春光。而不应一味强调困难泼冷水,那叫我们教员、教授多么心冷啊! 幸亏您不是我的校长!

 

    退一步说,即使他们想参与盖楼也不应剥夺他们的权力,毕竟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和主人翁。在这一点上,您的同行朱清时校长要清醒得多:“教授治校、学术至上的办学理念是大势所趋”。是啊,作为校长,看清大势并为此推波助澜而不是相反,这点再重要不过。那也才是我等教授心目中的校长。

 

致人大校长公开信 尊敬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 说起来惭愧,作为教授,我还真不知道您治学治哪块田地,几个月前甚至不知道您的尊姓大名。我知道您,是在今年三月初《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发布之后,尤其您在“两会期间”的相关发言引起了我的关注。关注的另一位是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现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先生。这是因为,您二位虽同是校长,但观点有时却那么不同,近似辩论赛中的正方和反方。坦率说来,朱校长的发言令我兴奋和激动,如风雪夜归人终于看见远处自家柴门如豆的灯光;而您的发言却让我重新折回凄迷寒冷的风雪旅途。这里只就两点和您商榷,作为广义的大学同行之间的对话也好,作为教授向校长的进言也罢。 第一点,您坦言“我从来不赞同教授治校,比如盖楼房,还得靠行政权力”。不知您说的“盖楼房”是不是受了梅贻琦校长治校名言的启发:“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愿不是——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即您作为校长好像对教授治校的由来和本质不甚了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过去某一时期,教授治校都基本以治学为核心。和在工地头戴安全帽指挥盖楼未必有多么密切的关系。西方且不说了。在中国,蔡元培是倡导“教授治校”第一人,而由蒋梦麟继承和发展,在梅贻琦主政的清华形成较为完整的框架。察其内容,在北大主要由教授选举教务长;在清华,主要由教授会推举代表同行政当局组成评议会。而教授会由代表学术权威的教授组成,教授籍此参与学校的管理。教授会也好教务长也好评议会也好,我想其讨论、考虑和决定的,可能多是与教学和学术有关的事项,而不是盖楼。即主要行使学术权力,进而逐

    第二点,您明确表示不赞成取消大学或校长的行政级别(虽然您说并不反对去行政化)。理由是当社会习惯以行政级别衡量其社会地位时,给学者以一定的行政级别,那不是行政化,而是尊重教授。相反,如果取消,那将是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现在我可以找北京市长、副市长,取消以后我肯定找不到了。”

作为大学中人、作为在大学行政管理系统中无任何行政级别的草根教授,我特别能理解您无法“对接”的痛苦。但也请您体察我的痛苦,我一不能和副部级或厅局级校长“对接”,二不能同处长甚至科长“对接”,空有满肚子豪情壮志奇思妙想而无人接待和倾听。而若取消行政级别,我这个教授不就可以同任何人“对接”从而扬眉吐气了吗?而若所有的教授都扬眉吐气,那么大学不就扬眉吐气了吗?大学扬眉吐气了,整个国家不就扬眉吐气了吗?当然,即使届时和校长平起平坐了,我也不会总找校长。校长忙,我也忙。所以,我不大明白你总找北京市长副市长干什么。中国人民大学——您应该首先找之于您的中国人民即贵校教师们才对头。你是教师、教授们的校长,而不是北京市长的校长。要找,应该由市长们找您。

 

    想必您也知道,以前的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胡適、傅斯年等诸位校长找过、搭理过北京(北平)市长们吗?那时的大学不是办得虎虎生威吗?何况,《纲要》明确提出要逐步取消来自大学外部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即要政学分开、管办分离。因此,您担心找不到市长的前提届时已不复存在。不言而喻,作为行政管理部门的教育部敢于提出去行政化,这无异于用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柄的自我革命,机会十分难得。作为校长,理应以知识分子的高度敏感、忧患意识和远见卓识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迎难而上,张开双臂迎接教育界的明媚春光。而不应一味强调困难泼冷水,那叫我们教员、教授多么心冷啊!

 

    幸亏您不是我的校长!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36ce00100k4sl.html) - 致人大校长公开信_林少华_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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