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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华

 
 
 

日志

 
 
关于我

著名翻译家

我翻译了32本村上春树的小说,出版了29本,译完出齐应有35本左右。翻译不同于刷锅洗碗,是我比较喜欢的劳动。而像村上这样适合自己脾性和笔调的更让我喜欢。在这个世界上,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劳动的人估计不会很多,因此我感到幸运,感到快乐。 ——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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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往何处去:一位大学生眼中的大学  

2010-04-25 22:54: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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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往何处去:一位大学生眼中的大学

 

    按:王家曦同学是东北一所普通高校的工科大三学生,不时在网上和我讨论日本文化、村上文学及教育改革等问题。这篇文章是在看了我的博文《世界大学50强:清华为何第49》之后写给我的。其中表达的感受、见识和忧患意识令我深受感染,也发人深省。作为二十刚刚出头的大学生,十分难能可贵。所以,在征得家曦同意之后,将其文章挂在这里。期待网友一起关注和思考。文章题目是我加的。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大学的趋同化日益明显,长期以来,“没有特点成了中国大学的最大特点”,虽然不无调侃意味,但却道出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大学不仅和整个社会需求脱节,其自身的承载力也越发不能与大学的社会角色和公众的价值预期相适应,您身在重点院校,还深为大学官僚化所苦,在我这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当中就更是行政压倒一切,我想这种情况应当是政治权利绑架学术自由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现在我们谈及大学的问题,更多的时候会想到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名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所瞻仰的西南联大、五四学人、抑或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长期关注和研究北大校史的陈平原教授在《老北大的故事》中提及的蔡元培、陈寅恪等诸位学术与人格同样高风亮节的北大学人,他们的风骨之所以为我们所敬仰而又不能为我们所寻回,恰恰是由于他们的自由我们无法复制和仿效,这也就是我之前所曾提及的“西南联大之后再无西南联大”的根源。

 

    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一路走来,在呼应时代主题方面不尽如人意的现状,也不能简单归咎于“人心不古”,中国传统文化中尊师重道、重视教育的传统美德在现实生活中被拜金大潮冲击的左摇右摆也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崛起中的民族,在用运动式的集体暴力解构了传统文化和以之维系的传统信仰之后,在社会层面的价值重构却面临着一个真空的尴尬局面。改革开放让社会见识了资本的力量,资本本身就在重新以自己的方式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予以重新定义和评估。在威权主义和全能政府观念的影响下,大学所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困境,反衬的是整个中国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的艰难转身。

 

    老一辈学人不惧强权,首先是因为他们不会为强权所迫,才以超然的态度面对强权。学术上的不可超越成就于人格上的不可超越,而人格上的不可超越恰恰成就于社会对强权本身的超越和对思想者的尊重,当今之世,要做到如此似乎难上加难。

 

    现实生活中,行政官员分配科研资源,让外行领导内行,其结果必然是整个科研体系的低效和缺乏活力,典型的例子如苏联,倾举国之力,所取得的成就也仅限于国防工业而已。不是我说,相较于“神舟X号”上天,我们的学术体系、科研体系建设又为改善国计民生做出了多少贡献呢?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体现出其价值所在,而只有能够广泛推进社会生活的进步,科技进步的作用才能得到发挥,现行的教育体制在这方面所能做的也是少之又少,这不免让人担心。

 

    官僚体系对大学的渗透并非只有绑架学术这么简单,在现行以行政权利主导的教育资源分配格局中,由于公权力的偏好所造成的教育不平等尤为突出,掌握行政话语权的高校便捷地掌握优势教育资源,而在教育资源总体投入有限的大环境下,非重点院校在争夺教育资源的博弈中显然会落于下风,而形成强者通吃的“马太效应”,也进一步加剧了高等教育特殊化、精英化的不良现象。

 

    除此之外,官僚思想的糟粕也在悄无声息地毒化大学的净土,您在文中也提到过比起“教授”,更多的教授还是更愿意提及自己的行政职务,面对中国几千年来盛行的“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大学想要免俗的确是有些理想化。高校的人事制度也不能够做到知人善任,对中青年骨干教师的培训考核和激励机制流于各项华而不实的典章制度,“形式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地方高校的负责人自身素质不高,热衷于以行政思维钳制大学自身的发展思路,对于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对教学工作的理解和把握尚有欠缺。以连篇累牍的会议纪要、讲话精神指导学校的工作,伴以毫无章法的突击检查式的所谓“落实工作”,也使得大学行政化、官僚化的现状更加恶化。体制上的官僚化尚有改变的余地,思想上的官僚化要难改造得多,也危险得多。

 

    回过头来说大学生本身,重点大学我是难以妄加揣测,但从我自己的所在的大学来看,大学生自身的素质的确让人不敢恭维,教育体制本身的僵化让四年的高等教育能带来的成效乏善可陈,大学生们自身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环境、就业环境的不断恶化而在衣食无忧的生活环境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失去了信仰,广泛产生了虚无感。体制的积弊和社会的转型不仅是问题产生的原因,也是问题加剧的祸首,同时也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这使得“大学生素质”这个问题短期内更加难以解决。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恐怕很难再用传统的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集体主义价值趋向塑造当代大学生群体的精神风貌,当然也就不能期望一劳永逸的解决。

 

    归根结底,改善当前中国教育体制的种种弊端,当寄希望于民主与法治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全面铺开,让教育事业的各方主体——学校、学生、社会能够明确表达自己的需要,并在一个最广泛的层面上以积极地方式达成共识,才是教育事业前进的康庄大道,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社会发展,教育先行。大学应当充分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而不应将自己仅仅定位于“知识的传播者”这样的简单角色,大学应当成为公民社会、法治社会的摇篮和堡垒,以及高尚、先进的社会价值的引领者,成为整个时代的前进的旗手,积极善进自己的职责,作为最活跃的因子,通过不断地自我完善和提高推进整个社会的进步。而这不仅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样需要社会各方的持续关注和共同努力,尤其需要体制的松绑和大学自身素质的提高。中国有庞大的人力资源储备,如何善用这全球最大的智库,将是历史给中国教育的一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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