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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华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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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翻译家

我翻译了32本村上春树的小说,出版了29本,译完出齐应有35本左右。翻译不同于刷锅洗碗,是我比较喜欢的劳动。而像村上这样适合自己脾性和笔调的更让我喜欢。在这个世界上,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劳动的人估计不会很多,因此我感到幸运,感到快乐。 ——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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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阅读:教授何以不再风流  

2010-01-12 11:39:1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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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阅读:教授何以不再风流

 

   一般说来,人总要首先关心自己和自己所属的群体。我也同样。既然忝居教授行列,自然首先关心教授,考虑教授的属性和生态。就当下来说,我觉得大学教授“自我官场化”的现象尤其值得警惕。举个例子。一次去某大学开学术研讨会,发现会议大厅走廊墙上一幅接一幅挂着校长陪同市长副市长以至市长助理视察该校的照片。照片极大,全彩,镶以金色画框。我不由得心里一沉:莫非这就是大学的荣耀和价值取向?不仅如此,开幕式主席台上校长副校长院长副院长的正中间坐的居然是市委宣传部长。再举个例子,如今好多学会理事会和事关学术的评委会名单里难得出现一个无官无职的教授,简直成了“长官俱乐部”。如果政府有这样的规定倒也罢了,而实际上却大多是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们的主动行为,即“自我官场化”!同道教授之间谈起,每每唏嘘不已。

 

   于是这一年来我时常心想,教授为什么成了这样子?我等教授应该怎样当教授?或者说什么样的教授才是教授?为此读了几本书。一本是《风流绝代:西南联大生活实录》(刘宜庆编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翻阅之间,不由得为西南联大教授的风流深深折服。如政治系主任张奚若,讲演时慷慨陈词:“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早在抗战初期他去开“国民参政会”,就曾当面指责国民党腐败独裁,听得蒋氏十分尴尬,遂道:“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当场拂袖而去。及至接得下一次开会通知,立马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再如中文系教授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时断然拒绝蒋介石来校视察,还骂他是“新军阀”。而对待教职和学生则是另一番风流。其时日寇飞机轰炸昆明,刘教授面不改色:“国难当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纵使二三十年后因“高举紧跟”而为世人诟病的哲学系冯友兰教授,当时也曾执笔驳斥教育部训令,同样展示特立独行粲骜不驯的风流。青岛出版社作为良友书坊“思想者”文丛之一出版的《私人记忆·教授的风骨与悲剧的诞生》(张耀杰编)中也提及这样的风流。一九四三年国民党中宣部长梁寒操提名梁宗岱教授任立法委员,月薪五百银元,且挂名即可,梁教授断然拒绝。翌年蒋介石三次派人召见,最后一次由留德同学徐道麟坐蒋介石的高级轿车来接,“均被梁宗岱以各种托词一一谢绝”。至于陈寅恪教授就更不用说了——也是因为今年是先生去世四十周年,我重读了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在先生眼里,学术是非可以商量,个人恩怨不必芥蒂,惟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须以死力争,“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自不待言,这些教授的风流才是真正的风流。正如《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实录》前言中所说的:“西南联大的风流,就像魏晋风度一样,令后人景仰。这风流包含了不党不官、人格独立、敢于批评的铮铮风骨;弦歌不绝、为人师表、一身正气的泱泱风范;沉潜专注、甘于奉献、光风霁月的谦谦风度。”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拉回到当今衮衮教授诸公的时候,我们惊讶而沮丧地发现:这样的风流几乎荡然无存——教授不再风流了。为什么不再风流了?为了寻找答案,我读了《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谢泳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5月版)。作为个人层面的原因,书中认为虽然他们中的多数人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由于他们受过大体完整的传统教育,在伦理道德上明显留有儒家文化的色彩,具有士子情怀。作者引用华裔物理学家任之恭的话:“在以儒家为主的传统中,中国学者被认为是社会中的道德领袖,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精神领袖。那么,从这一观点出发,战时大学代表着保存知识,不仅是‘书本知识’,而且也是国家道德的精神价值的体现。”关于体制层面的原因,作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这里介绍上世纪40年代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是想说明当时的大学教授在骨子里是有真精神的,这种精神在抗战胜利后一度高涨,只是在1949年以后才减弱。这里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在1949年以前,政治上的严酷并没有到不准民间报刊生存的地步;第二,大学教授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第三,大学教授有迁徒的自由、择业的自由、选择加入任何一个党派的自由、在政治上闸述自己观点的自由。抗战八年,大学教授的整个精神状态足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西南联大为典型代表。

 

   而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夏出版的法国著名华裔作家、诗人、书法家、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FrancoisCheng)的长篇小说《天一言》(杨平熙译)未尝不可以说是1949年以后大学教师等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青年知识分子浩郎留下漂亮的新婚妻子玉梅独自投奔延安,五十年代死于劳改农场,玉梅为摆脱“对她有意思”的一个当权者的纠缠悄然自杀。从法国回来的已是中央美院教师主人公天一后来得知浩郎可能仍在北大荒活着,毅然甘当“右派”去北大荒寻找浩郎。在这里,程抱一以高度自觉的使命意识和博大丰富的悲悯情怀描写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磨难及其高贵的灵魂,留下无数沉思、洞见与感悟,也留下了他们何以不再风流的无比沉重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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