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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华

 
 
 

日志

 
 
关于我

著名翻译家

我翻译了32本村上春树的小说,出版了29本,译完出齐应有35本左右。翻译不同于刷锅洗碗,是我比较喜欢的劳动。而像村上这样适合自己脾性和笔调的更让我喜欢。在这个世界上,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劳动的人估计不会很多,因此我感到幸运,感到快乐。 ——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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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你在仰望什么  

2008-07-07 08:12: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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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你在仰望什么

 

    去年一年关于教育的种种言说当中,最让我感动和深思的是温家宝总理的“仰望星空”。温总理于2007年5月14日对同济大学师生发表演讲,强调“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9月4日新学期开学之际,他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诗作《仰望星空》,以诗的语言概括了“星空”的含义:“星空”即“无穷的真理”、“凛然的正义”、“博大的胸怀”和“永恒的炽热”。

 

    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都曾“仰望星空”和提倡“仰望星空”。康德说:“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使我们感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璀璨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黑格尔明确表示一个民族需要有仰望星空的人,“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星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王尔德也说过:“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依然有人仰望星空。”李大钊先生的“铁肩担道义”之语可谓异曲同工。鲁迅先生则以“心事浩茫连广宇”抒发同样的胸怀。

 

    不讳地说,时下中国教育界,“仰望星空”的人越来越少,而“星空冷漠”的情绪越来越浓。试问,有多少人仍以追求真理和诉求正义、担当道义为己任?有多少人有博大的胸怀和炽热的激情?说得痛快些,我们某些教授与其说在“仰望星空”,莫如说在仰望项目。在他们眼里,或许项目才是星空,真正的星空早已光彩黯然。不过,较之教授个人的偏好,更是制度设计所使然,这是问题的实质。据笔者所知,目前国内高校无不把项目作为考评教师的重要标准。项目分教研项目和科研项目。科研项目大体分校级项目、所属厅局级项目、市级项目、省部级项目、国家级项目。国家级项目又分科技部立项的973项目、863项目、攻关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础前沿项目、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等等,不胜枚举。文科另有数目和种类与此不相上下的项目。有项目自然有钱,除了项目本身的钱,学校以至学院还另外给钱,名曰配套资金。有项目才能带研究生,有项目才能申报和晋升职称。当下正在进行教授评级,有的学校规定有项目才有资格申报。北方某大学还据此给教师打分,如一个非直辖市的市级项目就值800分,而一篇论文才20分,落差之巨,令人咂舌。可以说,制度设计使得项目成了大学教师的生命线。有项目者豪情万丈一呼百应,不亚于当年横槊赋诗的曹孟德;无项目者灰头土脸噤若寒蝉,活像旧社会受气的小媳妇。名份同是教授,待遇天上人间。

 

    项目重要吗?当然重要,而且十分重要。如两弹一星和“嫦娥”奔月工程,不列为国家项目,任凭谁都无可奈何。文科中如编修清史之类,若无项目资金支持,效率也难免受影响。但如敝人所搞的外国文学研究,大抵如钱锺书先生所说,乃“荒江野老屋中两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基本上只要有一颗脑袋和纸笔即能进行,没必要非扎堆凑局弄一笔项目资金不可。钱氏当年参加的“项目”,大概仅有毛著毛诗英译,《管锥篇》则是在十年浩劫期间逆时代潮流而动用文言文撰写的。时至今日,哪个“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可谓不言自明。而若按当下惟项目是举的评级标准,钱氏别说教授一级,四级恐怕都岌岌可危。一言以蔽之,事关学术,项目诚可贵,自由价更高。

 

    不仅如此,项目挂帅的考评标准,还将导致一系列非学术或者学术异化现象的发生。首先,众所周知,大凡项目都是政府项目。如中科院李国杰院士指出的,每个部有很多司,每个司有很多处,每个处有很多钱,每个处长管几十个项目。这就是政府项目。既是政府项目,难免程度不同地体现国家和政府的意志,而不甚合其意的选题就有坐冷板凳的可能。政治清明时期自然好,而若遭遇“文革”,众教授们岂不要相继跟进,争先恐后批孔子批周公批宋江批这个批那个了?岂不要一窝蜂研究“一本书八个戏”了?因为那才是政府项目。而这样一来,学术研究还能同政府官员、同世俗社会保持适当距离并采取批评视角吗?还能充分保持学术自身的规律、尊严和自由吗?毋庸置疑,越是一流大学,越崇尚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才是大学和大学教师的生命线。所谓学术自由,很大程度意味学术活动不为政府意志所左右,不为时局、风潮和流俗的改变而改变。况且,再清明的政治时期再正确的政府项目,也绝无可能囊括所有学术内容。因此,假如所有研究项目都必须出自官方麾下,那么,学术生态的多样性、学术园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当如何促进?

 

    其次,既然项目是政府官员主导的,那么,为了获取项目,就要最大限度接近政府,因而仰望项目在许多时候演变成了仰望政府,仰望官员。中国的大学是名符其实的“官办大学”,具有媚官的先天根性,而当下在制度上由政府直接安排和评比学术,势必进一步强化这种根性。与此同时,为了更快更好地拿到项目,大学中人还要千方百计让自己当官——项目评委会成员几乎全是政府部门或学校当局从当官的教授中挑选的,谁官大谁优先,并不主要看学术地位。正如中国人大一位教授所说,认官不认学是中国学界一个特点,谁当了官谁就把持了所有学术评委。谁当了学术评委谁就有了项目。因此,不少教授无心钻研学问,挖空心思去捞一官半职,教授、博士竞聘后勤处长甚至保卫科长的事早已不是奇闻。如此这般,漫道“仰望星空”、追求真理和正义,甚至作为知识分子起码的节操都难以保持。换言之,项目挂帅加重了大学原本就有的官本位倾向,不但影响学术的多元发展,而且可能导致大学作为社会灯塔作用的沦丧和大学灵魂的迷失。

 

    第三,项目考评还派生出这样一个尴尬的疑问:纳税人的钱是不是花得越多越好?项目必带钱,钱从何来?从政府来。政府钱从何来?从纳税人来。项目考评栏目一般都须注明“项目经费”(课题总经费)及“本校经费”、“本人经费”,经费数额多多益善。越多说明项目越大,教授本事越大。说白了,就好像比谁花钱多,整个过程就像花钱比赛。若花自己口袋里的钱自是无可厚非,但花的是纳税人的血汗钱。按常理,应该这样评价:不花钱也办事最好,少花钱多办事次之,花钱办事再次之。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花钱办事即有项目的评价最高,不花钱也办事即没有项目的则被另眼看待,甚至得分为零。若我是校长,在贡献同样情况下,一定对没花钱即没有项目的给予更高的评价,也好给民间渠道和学术个性留一个空间、一条生路。

 

    遗憾的是我不是校长。现在进行时的校长们仍跟在政府后面争办花钱比赛,对出钱的纳税人又好像没有汇报责任,感觉越来越爽。结果导致大部分人去仰望项目,极少有人“仰望星空”。这对头吗?

 

    借用老掉牙的莎翁句式:“仰望星空”还是仰望项目,这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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