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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华

 
 
 

日志

 
 
关于我

著名翻译家

我翻译了32本村上春树的小说,出版了29本,译完出齐应有35本左右。翻译不同于刷锅洗碗,是我比较喜欢的劳动。而像村上这样适合自己脾性和笔调的更让我喜欢。在这个世界上,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劳动的人估计不会很多,因此我感到幸运,感到快乐。 ——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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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环球人物》问I:“哈日”与“仇日”之间…  

2008-12-15 14:4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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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环球人物》问I:“哈日”与“仇日”之间

 

一、您第一次接触到日本文学是在什么时候?接触的作品是什么?在那之前对于日本文学的印象是什么?印象中,当时的年轻人对日本文学的普遍印象、态度是什么?(故事、举例)

——我第一次接触日本文学很早,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我是一九七二年入学的“工农兵大学生”——“贫下中农”推荐我上了吉林大学,被分配到外文系日文专业。上三年级的时候开始去校图书馆借书。按规定是不能进书库的,只能在细长的抽屉中查索引卡片,查好了由图书馆工作人员从库中取出借阅。正值“文革”,卡片书目全是所谓无产阶级(普罗)作家的作品,我从中借了小林多喜二的短篇集《蟹工船》和德永直的长篇《没有太阳的街》等等,那是我接触日本文学作品的开始。总的感觉是不太有趣。但一来当时中文原创小说也没有什么有趣的,甚至根本没有,二来主要目的是为了学语言,所以也还是读了好几本的。后来借书次数多了,一位面目和善的老图书馆员(后来知道他是被打成右派的老知识分子)就破例允许我进书库自由挑选。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书库,兴奋得要命,就挑了非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借回来悄悄看。记得看出不少感伤意味。至于当时年轻人对日本文学的印象,好像也谈不上印象,因为当时见不到日本文学译作。说实话,上大学之前我都不晓得世界上有日语这个语种存在,以为日本人就像电影《地道战》、《地雷战》中“你的死啦死啦的”那样说怪里怪气的中国话。

 

二、为了翻译村上的作品,您对日本文化作过那些方面的了解和研究?了解越多,自己对日本文化的理解是否发生了变化?

——没有为翻译村上而特意研究日本文化。这是因为,我读研究生时学的是日本文学,毕业后在大学(当时在广州的暨南大学)当老师也教点儿日本文学,加之已去了一年日本,对日本文化大致有所了解。倒不如说,在翻译村上过程中加深了对日本文化、尤其日本文学的了解。坦率地说,翻译村上之前我很有点儿瞧不起日本文学,认为日本的小说总是那么啰啰嗦嗦黏黏糊糊死气沉沉的,看得人喘不过气。翻译村上之后才发现原来日本文学中也有让自己喜欢的好东西。也因此进一步认识到了日本文学以至日本文化中那种以悲为美的美学传统或悲剧情结即使现在也深深沁入日本人的骨髓之中——说到底,村上小说最感人的仍是那种酷酷的表面之下深藏着的无奈、寂寥和悲凉的生命体验。

 

三、您与村上的交流(E-mail、见面等等各种方式),交流过程中她给您的感受?

——中国有句老话叫“文如其人”,这完全适用于村上。见面给我的感觉他本人就是他作品中的主人公“我”,无论表情还是作派都像。说话的语气和用词几乎就是他小说的文体。村上说过,他最不喜欢“心灵化妆”的装腔作势那样的人,而他本人身上果然嗅不出那种味道。这使我切实认识到,做文章首先是做人的问题,人的风格就是作品的风格,人的品位就是作品的品位。这方面造假并且长期造得惟妙惟肖是极其困难的。

 

四、您去过几次日本,每一次的感觉有何不同?(细节体现)

——较为长时间的有三次,加起来五年。第一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感觉上整个日本都在膨胀,就像遮天蔽日的大彩球眼看着越蹿越高。所有日本人兴高采烈,财大气粗。一个日本人得意洋洋地对我夸口:“一个东京城的地价就可以把整个中国买下来”。第二次去日本是九十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忽一下子破灭了,大气球忽一下子瘪了,整个日本好像不停地收缩。而中国经济正热火朝天。看上去日本人情绪复杂了,脸上笑容减少了,态度也好像谦恭了。商店里的“MADE IN CHINA”和媒体上关于中国的新闻明显增多了,正面的也好负面的也好,反正像是不说中国不行了。第三次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去的。日本经济开始缓慢走出低谷,日本人紧绷绷的表情开始一点点放开。而右翼化倾向也明显起来,书店里说中国坏话的书常常摆在显眼位置,数量也多。《朝日新闻》一位采访我的记者聊天时对我说“眼下这气氛使得我们报纸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为中国说话了,压力大啊!”

 

五、现在,中国的青少年对日本文化的理解往往呈现两种极端:一是极端的哈日,二是十分仇日。您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哈日恐怕同喜欢甚至迷上日本动漫有关,仇日大概和看重近现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而战后又不肯真心道歉有关。二者都有正面因素,如前者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放姿态,后者坚守民族气节的传统情怀。问题是都表现得极端了,极端了就有问题。其形成的原因很复杂,如日本动漫在艺术上和立意上确有过人之处,如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自负感及由此而来的屈辱感等等。不管怎么说,历史上一向受惠于中国而当中国处于困境的时候日本不但不帮助中国反而坏事干得最多最凶这种恩将仇报行为,给中国人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创伤,愈合仍需要时间。这也就愈发需要作为教师和学者的我们更全面、更充分、更理性地介绍日本。

 

六、您所了解的真实的日本?您是否试图在自己的译著中体现这种认识?您的译著被越来越多读者(年轻人占大多数)接受后,是否为他们更全面地了解日本起到了一定作用?

 

——也不光是侵略,历史上日本也还是多多少少——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做过一点儿好事的,如孙中山就得到过日本的帮助。我八十年代在大阪时认识了一位日本老太太,她告诉我解放战争时期她作为护士在四野野战军医院工作过,五十年代初期还在北京一家军医院工作了几年。她半用汉语半用日语讲起那段往事时非常动情,对中国和中国人怀有很深的感情很好的印象。后来我了解到,像她这样的日本人当时是有一批的。在我接触的范围内,即使现在,日本普通民众也还是有良知的、对历史有正确看法的。真正的右翼还是少数。在译著中具体表现这种认识固然不可能,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假如我对日本始终不渝地怀有深仇大恨,那么我的译文一定不会是现在这个调子,也不可能坚持翻译那么多——已经有五十种了,仅村上的就有三十三种。即使就这点来说,我的译著对青少年更全面地了解日本也会有一定作用,不可能没有作用,我想。

 

七、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读者在看到您的作品后,对日本文化的印象产生了改变?

——举个例子。新疆一位十七岁高二女生去年4月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此之前,我认为日本人骄傲自大瞧不起中国,自私且坏。但看了村上的小说,我开始对日本和日本人有了新的思考。这并不是我对日本完全转为喜欢,而是觉得既然日本人中有铃子和大岛这样人性中散发纯爱因子的女性,那么日本普通民众也并不会全像右翼分子那么极端和恶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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