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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华

 
 
 

日志

 
 
关于我

著名翻译家

我翻译了32本村上春树的小说,出版了29本,译完出齐应有35本左右。翻译不同于刷锅洗碗,是我比较喜欢的劳动。而像村上这样适合自己脾性和笔调的更让我喜欢。在这个世界上,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劳动的人估计不会很多,因此我感到幸运,感到快乐。 ——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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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译村上:“〇”分!  

2007-08-20 10:2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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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译村上:“”分!

 

  非我瞎吹,自上学以来,无论考试还是作业,从未得过〇分,未尝过“鸭蛋”是何滋味。不料在当老师给人打分打了二三十年之后,陡然被人打了一个大大的〇分,完美得宛如八月十五中天皓月。说白了,一个圆滚滚的大“鸭蛋”。令人不得不严肃对待的是,给我打这〇分的,既非评价教学效果的调皮学生,又不是喜欢恶作剧的“愤青”网友,而是一位日本教授、一位颇有名气的日本教授——东京大学文学部中文系教授、日本学术会议会员藤井省三先生。打分对象也不是当年要提日语教授时考的我所不擅长的英语——即使那次也得了58分——而是我自鸣得意的领域:翻译,且是村上作品的翻译。自“林家铺子”开张以来,如此沉重的、决绝的打击还是头一遭。

 

  〇分来自藤井教授所著《村上春树心目中的中国》,书已于7月25日公开出版。不言而喻,打〇分自有打〇分的理由。作为知名学者,藤井教授更是如此,且容我择其大端举出两点。

 

  其一,审美忠实之过。愚意以为,作为文学翻译,较之词句等表层结构的对应,更应注意审美愉悦等深层结构的忠实。藤井教授则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村上作品用的是“口语体”,惟有最大限度传达这一文体或风格的翻译才是“良质”翻译。而林译用的却是“文语休、书面语体”。作为显例,他把我从《挪威的森林》中举过的例子反其意而用之:

 

  林译大陆版:玲子……缓缓弹起巴赫的赋格曲。细微之处她刻意求工,或悠扬婉转,或神采飞扬,或一掷千钧,或愁肠百结。

叶惠译香港版:玲子……慢慢弹起巴哈的赋格曲来。细腻的部分故意慢慢弹、或快快弹、或粗野地弹、或感伤地弹……。

 

  赖明珠译台湾版:玲子姐……慢慢地弹起巴哈的赋格曲。细微的地方刻意或慢慢地弹、或快速地弹、或尽情挥洒地弹、或敏感用情地弹……。

藤井点评:确如赖明珠所称,赖译“不化妆,保留本来面目”。较之林译自不待言,即使同叶译相比,也可以说几近完美。比之赖译和叶译,不可否认,林译的“审美忠实”反而显得浓妆艳抹(厚化粧)。

 

  相对于“愁肠百结”、“感伤”以及“敏感用情”,村上原文用的是来自Sentimental的“外来语”。敝人日语水平自然比不上藤井教授,但旅日五载,日常生活中从未听见哪位日本人忽然冒出这么一句日本味英语。恕我冒失,Sentimental用作日语未必就是“口语体”,而作为中文的“感伤”和所谓“敏感用情”也未必就不是“文语体、书面语体”。而藤井教授则据此斥林译为“浓妆艳抹”,慨然赏赐“鸭蛋”;而另译则“保留本来面目”,几近完美(ほぼ完璧),倘若打分,大概不低于98.5分。声明一句,我不是在这里害“红眼病”,都是同胞,赖叶二位女士得一百分我更欢喜。我不过是对这打分标准有所费解罢了。我也是当老师的,也教翻译,也打分,记忆中,打分时从不曾如此旗帜鲜明地抑此扬彼。况且,类似“愁肠百结”这样的译法即使真的属于“浓妆艳抹”,那也不到百分之一。而藤井批评给人的印象,仿佛三十二本拙译村上尽皆如此——若干吨高档化妆品就这样被我挥霍一空。

 

  其二,汉语民族主义(nationalism)之过。平心而论,藤井教授似乎并不否认拙译行文的“漂亮”。但“漂亮”的结果,便是所谓“浓妆艳抹”。而其起因,则在于敝人身上的“汉语民族主义”。作为证据,一是有人指出敝人是“热情的‘爱国主义’文人”,而他认为“当之无愧”(当っている)。二是我自己说过“汉语(大概)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之一”,同时将“日文式翻译腔”称为“和臭”,暗示中国文化对于日本文化的“优势”。藤井教授因之断定:“成为用‘世界上最美的语言”的汉语写散文(essay)的文人恐怕才是林少华的本愿,而从事日本文学、尤其现代文学的研究和翻译,总的说来非其本意,想必他是通过‘审美地’翻译村上文学来化解这种不满。”进而认为,敝人之所以“能够成就包括台湾赖明珠在内全世界任何村上译者都未能做到的单独翻译三十余部村上作品的伟业”,完全因为敝人的自负——“具有得到漾溢着以‘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之一进行读写之审美意识的中国读者巨大支持的自负”。不仅如此,藤井教授还独自慧眼地指出:“这种较之林少华的自尊心更属于不无过剩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意念,有可能表现出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式村上阅读的一端。或者中国读者也对批判日本国家暴力性的村上文学怀有共鸣、不是作为发扬国粹文化的阅读,而是旨在‘越境’的阅读亦未可知。”

 

  必须承认,藤井教授引用的我的话,我确实说过,有的还说了不止一次。但若由此上升到汉语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这样的政治高度加以批驳,我以为恐不可取。我曾一再强调,一百个人翻译村上就有一百个村上,而且每个译者都深以为自家翻译的村上是真正的村上——没有这样的自负,文学翻译就无以成立。因此,素面朝天(お化粧なし)也好,浓妆艳抹也好也好,讲究词句对应的形似也好,追求审美忠实的神似也好,作为学术问题或翻译倾向问题都可以讨论,大可不必把任何人都可能有的对于自己民族语言的一点点自豪感同民族主义直接挂勾。更不赞成以带有火药味的政治批评代替心平气和的、持论公允的学术批评。

 

  尤其令人遗憾和意外的是,藤井教授的批评甚至夹杂意识形态色彩。例如他将发表赞赏林译文章的香港《文汇报》特意表述为“中国共产党系统的报纸”,把我一开始没对《挪威的森林》感兴趣的原因归结为“本国(中国国内)评价尚不确定”。就连我在一篇散文中提到的“文革”中“党安排他(我)学习他从未想学的日语”也热心解释为“基于共产党政策性人才配置”。说来耐人寻味,敝人基本是在张扬意识形态的背景下长大的,但我已在很大程度上摈除了意识形态视角,而藤井教授反倒念念不忘了。不妨说,我得的这个〇分、吃的这个“鸭蛋”未尝不多少与此有关。

 

  村上春树本人也搞翻译,是个很不错的翻译家,他在一篇题为《翻译与被翻译》的文章中这样说道:“我想,出色的翻译首先需要的恐怕是语言能力,但同样需要的还有——尤其文学作品——充满个人偏见的爱。说得极端些,只要有了这点,其他概不需要。说起我对自己作品的翻译的首要希求,恰恰就是这点。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上,只有充满偏见的爱才是我充满偏见地爱着的一个对象。”

那么,藤井教授对拙译的评论充满的是什么呢?

 

                (《村上春树心目中的中国》,藤井省三著,

                   朝日新闻社2007年7月25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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